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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的境遇苦难中求学,还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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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赴法后的工、学情况

完成预备学业的勤工俭学生,要自备四百法郎的差旅费,集中到上海,乘船出发。勤工俭学生赴法的准备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和挫折。首先要求亲告友、典当借贷,向有关当局申请资助,凑足赴法途中所需款项及到法后短期内的学习生活费用。其次要多方奔走,订购船票。有的人常常因买不到船票而滞留沪上,钱款用尽,以至不能成行。

华法教育会的工作人员则拖延敷衍,刁难学生,克扣贪污学生费用,给勤工俭学生设下重重障碍。后来,为了减少到法后觅工的“麻烦”,竟宣布只送俭学生,停送勤工俭学生。大批有志青年,正是克服了这些重重困难,冲破当局各种限制,才实现赴法的目的。

为了节省旅费,勤工俭学生都乘位于船的下部的又闷又热的“无等仓”。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锡兰(斯里兰卡)、吉布提(非洲东海岸)、过苏伊士运河进地中海,经意大利到马赛上岸。旅途大约需四十天。

一路上,勤工学生们亲眼看到了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体验到了各国华侨对祖国的怀念和对亲人的欢迎,看到了帝国主义掠夺压榨各国人民的血腥罪行,看到了各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饱览了异国的风光和各地的风俗人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不少人满怀激情地写下日记和回忆,把旅途见闻寄回国内。途中,勤工俭学生都自动组织起学会,编成小组每天抽一定时间补习法语和学习其它知识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华法教育会一般都派人到码头去照料,把学生们领到巴黎西郊哥伦布华法教育会院内住下(后来房屋不够,就临时搭起一些大布棚),等候觅工觅校。

最初,在这方面,华法教育会做了一定工作。由于当时勤工俭学生人数尚少,法方配合也较积极,所以入厂人校都比较容易。勤工俭学生们则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学识技艺情况和体力情况,分别采取先工后读、先读后工、半工半读等形式开始自己的勤工俭学生活。

据统计,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有四百四十多人(多时达六百七十多人)入厂勤工。所在工厂达七十余个,几乎遍布法国各地。这些工厂有造船、机械、橡胶、矿冶、家具、汽车、发动机、电动机、化学、炼铁、造丝等。

入厂勤工的学生,因其技能和体力情况,分成几类。

第一种是实习性工作,每日工资十二法郎。干这种工作的人,虽具备一些技能,但需提高,有边干边学的性质。第二种是技能性的工作,每日工资十二到十五法郎。第三种是熟练工,每日工资十到十七法郎。干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技能,但要有体力。第四种是学徒工,每日工资二、三法郎。第五种是文字工,每日工资十法郎。无论什么工作,每日工作都不超过八小时。但工作生活条件很差。

“大半在露天作工。因初作工,无钱买雨衣,往往一落雨,从头到足没有一处干的。在协社候工的同学,因初出学校,全无储蓄,不能买炊饭器具,往往四五人共用一套。第一班用完后,第二班继续用。协社一方丈的地窖,炊饭的至二三十人之多,终日炊烟不断。又困难办桌椅,全体立食,协社的会客室,不过三四方丈,常住二十余人。

勤工俭学的学生辛苦地劳动,但收入是很少的。除留作用以将来支付学费的款项外,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生活。但勤工生们的意志是很顽强的。徐特立一九二〇年初到荷涉化学工厂做过一次调查,回来写了一篇《法工厂之中国学生》的调查报告。我们摘录几段,从中可看出勤工生的一般情况。

“我国学生在荷涉化学工厂做工者,共计五十三人。作工最久者有七月或四月。每日工资多者二十一方(法郎),少亦有十余方。“初做工时,觉得太苦,休息时间要多,不能读书,现在已成习惯,每日可读三小时。公请一人教法文,每晚二点钟。“因所做系散工,手多生厚皮,不似平时读书人手。我到工厂参观,遇着数人在外,不知是学生,因衣服容貌态度无一点学生气。”“至宿舍内有桌凳,都未刨光,且又大小不一,坐在床上则觉板子太硬,不甚舒畅。…..我见彼等桌上,有法文书、日文书、中文书,因彼等有留学日本或中学及甲种工业学校毕业者,故种种学问,皆有研究。”“彼等虽系在化学工厂作工,但于学问技艺皆无关系,所做者不过系无味之苦工。”赴法的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为了维持生活和学习,除正式工作外,还搞些班外劳动。

何长工回忆说:

“我们什么工作都做。架子放下了,面子撕破了,工作服一穿,完全是个劳动者。我们一心想多赚几个钱,寻找机会好读书。轻活、重活、临时杂工、碰上就干。我们半夜起来,到市场打杂,推蔬菜,送牛奶……我们也到火车站、码头去上货、下货,给人搬行李、抱小孩……我们到街上倒垃圾……还到建筑工地当临时工,推砖搬瓦,扛洋灰,运水和泥;或者打扫工地,清理垃圾。”

勤工生活虽然艰苦,但收获是巨大的。首先是赚得收入维持生活和学习,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其次是不同程度不同地学到一些技术。但最主要的是,同工人阶级接触,参加体力劳动,使大批青年受到了锻炼。正如徐特立所说,他们的勤工实践,足以打破读书人不惯劳动,怕丢面子,无意求学,半途而废,依赖他人,身份不平等种种弊病。

特别是勤工生通过参加劳动实践,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虚伪的民主,世界观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说,通过参加勤工实践,“才辨别出来,工人与资本家是两个阶级,一上一下,一压一抗,彼此相争不让而成的阶级斗争。”

“资本家完全为自己利益起见,实毫无人心,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他们亲眼看到了“资本家不放松工人在工厂里作工的时间,一分一秒钟,他们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剥削工人。”他们亲眼看到了“五一节武装警察对罢工示威工人的镇压,感到就是在以民主著称的国家,工人并无民主自由。”这对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人阶级结合,进而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是大有好处的。

据统计,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有六百七十多人(最多时达八百八十人)入校俭学。所在学校达三十余所,大多在巴黎附近。

由于法国实行双轨制,加之赴法的贫苦子弟受学历和经济条件限制,所以只能入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出国前留法俭学会规定的,愿在法留学三、四年,可到法后预备一、二年之后入工商实业学校;愿在法留学五年以上者,可在法预备二、三年之后人大学学习,实际上只不过是纸上谈兵。

只有个别经济条件好的,入了较好的学校。入校者有进有出,经常变化。据一九二〇年的统计,入校俭学的六百多名学生中,入工业实习学校的二十七人,电气学校三人,农业实习学校七人,高等农业学校八人,无线电学校二十一人,普通中学校五百二十二人,造纸专门学校二人,医学校二人,飞机学校三人,巴黎大学四人。除了入校而外,为了达求学目的,还有不少人实行半工半读(或自学)。

凡中国学生较多的学校,都特意为中国学生开设一班,补习法文。但其它科目,生活和活动,都和法国学生一起进行。根据法国学制的规定,中学和实业学校,要修业三到五年,每日要上课六小时,自修实习二个半小时。学习生活是很紧张的。

一些俭学生因经济条件所限,入不了正式学校,就到业余学校和夜课中去学习。二者皆为半工半读性质。学习内容因对象不同或补习浅显的知识,或听高等讲授。此种方式虽是业余的,但却是有组织的。所以比无组织的自学,相对来说,效果要好一些,而且参加者可以白天做工,晚上学习,既有经济收入,又可学习文化知识,为以后入正式学校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到法国后,语言交流是个大问题,所以半工半读者也很重视补习法文。

大多数同学于工余之暇另请教员授法文,计每日除工作之外,尚可读三四小时之书。亦有厂中代请教员,教授法文、机械、图画等学科,而不另取学费者。对于过去很少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青年来说,坚持半工半读或自学,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这些难不倒有志之人。这点,我们从王若飞为自己规定的工读时间表中,便可看出来。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上午五时起床五时半到六时半读书六时半后吃咖啡入厂七时至十一时半做工十一时半至十二时半午餐十二时半至一时半阅读下午一时半至五时做工五时半至六时晚餐六时半至九时读书九时半后睡眠

统计每日作工八点钟,读书五点钟,睡眠七点钟。其实认真研究学问,每日读书的时间并不在多。果能做到心不外驰,读一点钟可以比别人读三点钟或四点钟。一天读五点钟的书,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广大赴法青年就是这样刻苦工读的。

二、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

从一九二〇年下半年起,勤工俭学生的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来法青年不断增加,但觅工觅校越来越不容易,最后竟到了做工无处,求学无门,饥寒交迫的境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是:

第一、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蒙受巨大损失,损失总额达二千亿法郎,二百多万个矿井和企业被破坏,学校被毁坏六千八百三十多所。所以战后出现了经济萧条,二十多万工人失业,物价上涨二到四倍,国民经济总产值下降到战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所有这些,直接波及了勤工俭学活动;

第二、由于勤工俭学生猛增,不少人在国内预备不充分也来到法国。这些人经济无来源,谋工无技能,年龄小,文化低,增加了安排的困难。

第三、更主要的是一部分勤工俭学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罪恶,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很多青年参加了法国工人阶级组织的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这就触犯了法国反动*府和主持勤工俭学活动的华法教育会的一些资产阶级*客的利益。

一九二〇年,李石曾、吴稚晖等提议,在法国里昂设一所中法大学(以下简称里大)。名义是解决勤工俭学生的就学问题。为此,从国内筹集一部分款项,加上法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法*府把里昂一个能容二百多人的旧兵营辟做校址,于一九二〇年九月动工修建。

这对勤工俭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在里大快竣工时,却又传来里大只从国内招生(当然多是富家子弟)的消息。这一点引起了广大勤工俭学生的警觉,他们从斗争实践中体验到,李石曾、吴稚晖等人惯于耍花招。

所以,立即动手,为能进入里大学习做了一些宣传舆论工作。如一九二一年五月,向警予、蔡畅等组织“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要求里大招收女生。五、六月间,王若飞、邓小平、陈毅、刘伯坚、李慰农等三百余名勤工俭学生提议将里大改建为工学院,收容勤工俭学生,并向蔡元培和公使馆发了信,但都未得到答复。事实证明,反动*客已决心向勤工俭学生关闭里大大门。

九月初,以蔡和森为首的居住在蒙达尼的全体勤工俭学生在华侨协社召开会议,邀请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参加,与会者二百余人。会上议决成立“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全力运动里比两大无条件开放。

九月十七日,聚集在巴黎的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举行了代表大会,宣告“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一致决议“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同时还确定了三个信条,即:誓死夺回里大;绝不承认部分解决;绝对不承认考试。

正在这时,传来了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里大新生一百二十名(全是豪绅子弟)即将到法的消息,“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通告巴黎、枫丹白露、蒙达尼、克鲁邹等处同学,迅速组成百余人先发队,于九月二十日晚分批前往里昂。蔡和森、陈毅、赵世炎等随同先发队也来到里昂,留下周恩来负责后方。

先发队于九月二十一日先后到达里昂,共一百二十五人。先发队来到里大时,校方早已严加防范,各处房门全上了锁。

先发队只好在校外草地上暂待,并派出代表与里大主事人褚民谊交涉。学生代表提出,里大是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创办的,为什么不招收勤工俭学生?勤工俭学生反对祸国殃民的大借款是爱国行动,为什么要进行迫害?褚民谊心虚理亏,无言以对,只好推脱责任,说什么不招收勤工俭学生是校方的规定,他无权更改。勤工俭学生代表见争取入学不成,便要求拨出一部分房屋让勤工俭学生暂住,也遵到拒绝。在这种形势下,勤工俭学生忍无可忍,决定采取断然措施,进驻里大,占据了校内一座空楼。

勤工俭学生出于义愤要进驻里大的行动,没想到正中了陈箓等人的圈套。先发队开赴里昂的前一天,王若飞等两名学生代表去见陈箓,他拍着胸脯说,完全同意学生进驻里大,如法方干涉,他负责交涉,并慷慨地发给学生代表两千法郎,以做赴里昂的路费。实际上,他早已同法方串通好,诬告先发队是“极端分子,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强占里大是扰乱治安,要求法警去弹压。

所以,二十一日下午,先发队就被法警监视起来,骗走了全部护照,第二天,又把这些学生强行送进一所兵营拘禁起来。十月十日是双十节,也是里大开学的日子。吴稚晖领着一百二十名豪绅子弟在里大举行开学典礼,大宴宾客。另一面,在凄冷的兵营里,被拘禁的勤工俭学生绝食一天,以示抗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形成了鲜明对比。

十月十三日,里昂市长和法国外交部代表来到兵营宣布,当晚即将全体在押学生送往马赛,押送回国。理由是“不经许可擅自入人室”,“侮辱市长”,“与共产*的新闻记者接近”。十四日晨抵马赛车站,直接把这些勤工俭学生押上码头,送进法轮宝勒笳号无等舱,由一名*官,八名士兵押送,向东方驶去进驻里大的一百二十五人中,赵世炎等人借外出做营救工作而逃脱,最后被押送回国的共有一百零四人。其中有蔡和森、陈毅、罗学瓒、张昆弟、李立三等优秀青年。

负责押送的法兵,对这些学生非常苛刻。每人只准带简单衣物,吃劣等伙食,行动不自由。沿路蔡和森、陈毅等向广大华侨宣传事件真相,揭露内外反动派的罪恶,继续进行斗争。

一路上,旅居各地的华侨给了他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沿途有二十七人在香港下船。其余七十七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回到上海。船靠岸后,受到上海交涉署和环球中国学生会的欢迎。晚间,回国学生组织了“被迫归国学生勤工俭学团”,利用电台、广播等手段,宣讲事情真相,揭露内外反动派强行遣返的罪行。

陈篆等人对留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仍进一步迫害,断绝经济资助,使一些人无法生活下去,所以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八和十一月十一日,又有两批勤工俭学生被迫归国。其中一批六十人,于十二月六日抵达上海。另一批二十九人,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抵上海,内有向警予。

三、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后期的情况

“进驻里大”斗争结束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开始走向衰落。法国资产阶级和主持该活动的反动*客,继续对勤工俭学生实行*治、经济上的迫害。继人被武装押送回国后,又有两批共八十九人被迫归国。

一些人不堪忍受迫害,在失去入厂入校条件的情况下,转人德国,比利时等国继续学习(转人德国近百人,转入比利时五十余人)。二、三年内,因受迫害、意外事件和疾病死亡人。所以到一九二二年底,留法勤工俭学生顿减五百人。而且国内也基本上停止了派送。这时,反动的宗教组织青年会也乘勤工俭学生困难之机,施以小恩小惠,进行腐蚀拉拢,一批青年被骗参加了他们的组织。所以,在进驻里大斗争失败后到旅欧*团组织成立前后,勤工俭学生中思想是很动荡的。

然而,这时可以明显看到,留法勤工俭学生产生了分化。

早期共产主义者和一批革命青年,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坚定地走上了革命救国道路。特别是旅欧*团组织建立后,把勤工俭学生的反帝反封斗争推向了新阶段,在内外反动派迫害下,在无*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派的影响腐蚀下,有的勤工俭学生则意志消沉了,“觉事皆非,私望日远”。有的被迫归国和转到别国学习,继续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徘徊。有的则直接投入了反动派怀抱。

当时留在法国继续工学的尚有七、八百人。除一部分继续在学校学习外,大部分因经济关系又转为入厂做工。他们的生活日趋艰苦,生活费维持在每月二百法郎左右。仅够房租费和伙食费。

到一九二五年,入校的勤工俭学生大多已修业期满,入厂的也已学到了一些技能。当时国内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开始,各项事业急需人才,加之法国*府和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的主持人对此已不再感兴趣,勤工俭学生大部分陆续归国,投身到了革命洪流中。有的在法国定居,成了法国居民。自此,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基本终止。

四、留法勤工俭学活动短短几年时间的原因

回顾一下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从全盛到衰落的历程,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一点是没有经济基础。

赴法的青年,大多是贫寒子弟,经济无来源,只能靠勤工维持。一旦失去工作,便要依赖维持费。北洋*阀*府“度支奇绌”,无力也不想资助。主办这场活动的华法教育会,是个民间组织,根本没有资金来源。蔡元培自己就说:“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方日增无己。今则亏竭己极,万难为济。”

所以只好与勤工俭学生“推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而当时又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经济出现萧条,所以这场活动就失去了经济上的保证。

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场活动被法帝国主义所操纵。

毛泽东同志曾说:“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法国*府之所以允许开展华工教育,派遣勤工俭学生,同样是为了“造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很显然,这场活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帝国主义。让不让派,派多少,派什么人,都要他们同意。

华法教育会中有一半是法方人士,勤工俭学活动的每一行动都须得到他们的同意。他们不但是直接受益者,而且左右着这场活动的发展方向,追使勤工俭学活动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否则,随时都有可能将其制止和取缔。

后来,当一批勤工俭学生起来同他们展开斗争时,他们便撕下了“中法友善”的假面具,迫不及待地对勤工俭学生进行了镇压,并把一批革命青年赶回中国。

广大勤工俭学生当时已认识到:“我们这次的失败,完全是出于几方面联合的陷害。”这“几方面”指的就是法国反动*府、北洋*阀*府和主持这场活动的资产阶级*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权(包括教育权),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这就注定这场活动同当年容领导的留美运动一样,必然遭到失败的命运。它雄辩地证明了,工读主义,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根本走不通的。

一个民族,只有赢得了独立,掌握了*权,独立自主,发展经济,才能在开展留学教育上掌握主动权,使其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利益服务。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中国共产*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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